摘 要]article_adlist-->
目前中国有845万失信被执行人，其中一些属于丧失履行能力的“失能”负债者，如何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化解债务困境、实现经济和信用重生？
9月12日，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部实施18年的市场经济基础性法律，在这次大修中，首次拟将破产企业的连带个人债务人的债务清理问题纳入企业破产法。
这说明，个人破产的立法迈出关键一步，个人破产制度有望分步推进入法。此次，企业破产法在此前仅适用企业破产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拟先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债务问题，拟填补个人破产在法律层面的空白。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进行重整。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该企业的自然人股东，因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出现前两款情形的（下称“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依照规定清理债务。
在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说明中，全国人大财经委表示，债务清理慢和“破产难”造成困扰全社会的“执行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执行人基本已丧失清偿能力但未能通过破产退出，一些本来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也无法及早通过破产重整实现重生。
同时，个人破产的试点正在扩大范围。继深圳率先“破冰”个人破产制度，8月26日，全国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法规在厦门经表决通过。厦门个人破产的适用对象，是因生产经营负债的商自然人，他们中的诚信债务人有望通过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经济再生，重新融入社会。
个人破产制度正在循序、分步推进。目前，中国有845万失信被执行人，其中一些属于丧失履行能力的“失能”负债者，如何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负债者化解债务困境、实现经济和信用的重生？
突破口：
保护企业家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article_adlist-->企业破产法，18年来首次迎来大修，各界较为关注的一点是此次修法是否纳入个人破产，如何构建个人破产制度。
现行的企业破产法2006年通过，是中国第一部市场经济破产法，但仅适用于企业破产。这部法律从草案成稿到颁布历时12年，在起草过程中，是否纳入个人破产当时就曾引起争议。
2004年6月，这部法律（草案）提请审议时在说明中提到，考虑到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当这两类企业破产时，可能连带到合伙人和出资人的个人财产。为公平清偿债务，维护中国企业立法和企业破产法的协调统一，也为今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积累经验，草案将合伙企业合伙人和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可能出现的连带破产，一并纳入本法调整，并规定相应的免责制度。不过，在随后的审议中，该条款最终被删掉。说明中还提到，有建议将2300万个体工商户（截至2025年3月底，中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已达到1.26亿户）和个人在消费行为中可能出现的破产纳入本法调整。经研究认为，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是，国家具有比较完备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目前这方面制度还不完善，“将上述个人破产纳入本法调整的时机尚不成熟”。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近年来，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逐渐提上日程。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通知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自1986年以来亲历历次破产法的制定与修改。李曙光认为，个人破产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底层制度，让“诚实而不幸”的个人有重生机会。破产法律缺失个人破产制度，不能为“诚实而不幸”的个人提供债务纾解途径存在诸多不足，比如个人债务处理、司法执行问题、不利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保护等。
引入个人破产制度，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个人”如何定义。李曙光认为，当前关于个人破产立法的适用对象，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因此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有三种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个人破产的适用对象限定为对破产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自然人；一种观点认为，限定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自然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限定适用主体，个人破产适用各类自然人。
李曙光对《财经》表示，此次企业破产法修法拟有限地纳入个人破产规则，待个人破产改革试点经验成熟后，有望适时启动个人破产立法。
此次，迎来大修的企业破产法草案公布，其中对公众关注的个人破产期待作出回应。草案对与企业破产直接相关的自然人股东的债务清理作出规定，拟明确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股东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清理债务。
9月8日，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全国人大财经委作说明时表示，草案仍以企业法人破产为主要调整范围。同时，考虑到企业一般包含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在企业破产实践中，存在企业部分自然人股东因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企业破产后企业债务继续由股东个人承担的情形，企业破产绕不开股东个人的债务清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股东个人的债务不能通过破产程序及时清理，债务从企业转移到个人而得不到最终化解，达不到企业破产化债的目的，也不利于保护企业家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此，草案对与企业破产直接相关的自然人股东的债务清理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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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保护谁？
在分步推进自然人破产制度定调后，2021年3月起深圳率先“破冰”个人破产制度。
实际上，关于个人破产适用对象的三种观点，逐渐地在立法和一些地方试点的探索中有所反映。
目前来看，深圳对个人破产的适用对象界定最为宽泛。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在深圳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申请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深圳个人破产制度实施首月，深圳破产法庭收到个人破产申请260件。
消费电子行业的创业者梁某，因创业失败背负约75万元债务，2021年3月成为深圳市首宗个人破产案件的当事人。同年7月，梁某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得到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显示，梁某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全部本金后，可以免除利息和滞纳金。如果不能按计划执行，债权人有权向其追索未偿还的所有借款本息。2023年4月，梁某提前15个月完成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义务，随后法院裁定免除剩余未偿还的利息和滞纳金等债务。作为诚信债务人，梁某实现经济再生。
梁某案件的管理人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胜军，对《财经》回忆，2021年6月在深圳破产法庭第一次见到梁某时，人到中年的梁某遭遇创业失败，背负着债务，还被催收电话骚扰，面临不小的压力，在交流中寡言少语，人看起来焦虑、疲惫。一个多月后，梁某的重整计划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刘胜军称，有了重整计划，梁某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卯足干劲工作，后来梁某获得两次涨薪机会，工作非常努力，才有可能提前实现债务清偿”。2023年6月，深圳破产法庭向梁某送达免除剩余债务的裁定书，刘胜军再次见到梁某，梁某充满自信“脸上喜笑颜开”。
除了梁某一案，刘胜军和他的团队还办理十余起个人破产案。刘胜军观察，债务人中有为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负债的个人，有人是因工作不顺、疾病等意外导致负债无法偿还，也有人是过度消费或者加杠杆投资导致的负债，“各种情形都有”。
通过办理个人破产案件，刘胜军观察到，诚信是有价值的，在“诚实而不幸”的前提下，个人破产让负债者有重生的路径。个人破产制度，通过对个人债务的有限豁免，给予各方稳定的预期，实际上是加持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保护债权人清偿权益的最大化和公平性。否则，债权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找被执行人和财产线索，最终能追回多少也不确定。
刘胜军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对保护债权人、拯救债务人、建立有序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让债务人及其家人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相当于成功修复和激活一个社会细胞”，有益于社会个体和家庭、各个市场主体，并减少社会治理成本。
202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咨询委第四调研组公开发布《关于个人破产审判试点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称，从试点情况看，个人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主体多是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和民营企业。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保护，特别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提供平等的双向保护，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试点中，个人破产制度既为债务人免除债务，也在和解方案中通过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清偿使债权人权益得到维护，实现整体共赢。
近日，深圳市中级法院公布个人破产制度运行四年多来的成绩单。截至今年7月31日，深圳破产法庭累计受理个人破产申请600件，化解纠纷债务2.1亿元，其中392名债务人为个体工商户、企业股东或经营者，创业者群体占比约65%。总体上有七成的债务人申报有未来可预期收入，选择破产重整，另外近三成的破产清算申请，绝大部分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不予受理。重整案件的占比超过90%，大多数债务人选择通过重整程序积极偿还债务，实现经济再生。
在深圳之外，近年来江苏、浙江等地探索推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这些探索因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还被称为“类个人破产”。
2025年8月，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法规在厦门通过，显示厦门的探索又有不同。草案的起草工作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阳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厦门此次将“保护”二字写入条例名称，突出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功能，依法对各方主体进行公平保护。
在厦门，个人破产的适用对象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连续满五年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依照规定进行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这也就是说，厦门个人破产的适用对象是负债的商自然人。
此前，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作草案说明时指出，从长远看，将消费类自然人纳入个人破产范围，符合国际普遍立法经验和发展趋势。但鉴于中国个人破产制度还在探索阶段，个人破产理念尚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作为个人破产制度适用基石的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够完善等客观因素，起步阶段不宜放得太宽，宜将主体适用范围限定在因生产经营负债的商自然人，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法院认为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其他自然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再将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消费类自然人在内的其他主体。由此，亦可以看出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个人破产制度，是当前的立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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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名单人数下降，
“诚实而不幸”负债者的困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2024年实现十年来首次下降，当年新纳入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次同比下降。
2025年以来，新纳入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延续负增长趋势。9月24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当前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845万余名。
失信名单制度正式建立于2013年。为破解执行难，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高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最初是指那些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等给付义务的个人或单位等，且具有隐匿、转移财产等规避执行等情形。2017年，相关规定修改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违反限制消费令等，都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如果失信被执行人是个人，他们会被限制高消费，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不能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不得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他们的失信行为会被记录在征信系统，在招标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方面将被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陈亮（化名）告诉《财经》，进入失信名单后带来诸多不便，出行受限，他的车辆也被查封，“车也开不了”。此前，陈亮选择创建科技公司创业，投入资金组建研发团队、搭建销售团队、多渠道进行平台推广，但经过三四年的发展，经营未有起色，2020年陈亮只好解散公司团队。在公司创业期，为维持公司运转，陈亮曾以个人名义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平台、自然人借贷达300余万元，因无力偿还债务，陈亮进入失信名单。
这几年，陈亮希望寻找一些项目“东山再起”，但并不顺利。陈亮称，他的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洽淡业务时，很多机构和公司不接受非本人银行卡。
失信被执行人杨宏（化名），目前在山东经营一家农家乐。70后杨宏此前白手起家，做房地产配套建材生意，与多家地产公司合作，也不乏一些知名房企，但近年来遇上地产行业调整期，工程款难以如期回款，导致资金链断裂，因不能如期归还公司借贷的资金被起诉，杨宏因此成为一名失信被执行人，负债约300万元。2023年，杨宏转型餐饮服务行业。
杨宏对《财经》表示，经营农家乐，每个月收入有限，“仅仅是维持生活”。杨宏的房子早被卖掉还债，社保缴费依靠家里的老人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不想逃避债务，还在努力经营。杨宏称，即便作为一个失去信用的人，处处受限，他也不能“破罐子破摔”，“还是要努力（还债）渡过难关。”杨宏希望，像他这样的被执行人，能有信用修复和走出债务困境的途径。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一定程度上推动破解“执行难”，但随着失信名单人数攀升，最高法院2019年开始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2023年，最高法院出台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提出，严格区分失信与丧失履行能力，建立健全失信被执行人分级分类惩戒制度及信用修复机制。2025年7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强化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力度，完善失信惩戒系统，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修订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规定，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
在司法执行实践中，执行不能一般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种情形需要强化惩戒。另一种情形是被执行人客观上不具备履行能力，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丧失履行能力，这一类被执行人现在被称为“失能”被执行人。
7月25日，最高法院发布严格区分失信、失能被执行人强化信用修复典型案例，指导各地法院区分“失信”与“失能”，提升失信惩戒的靶向性、精准度和便捷性。避免将“失能”但无“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高法院表示，2024年以来，指导全国法院开展“失信”与“失能”分类管理，严厉打击严重失信行为同时，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失能”人员纾困解绑，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走出债务困局，回归正常生活。
也正因此，得益于失信被执行人分级分类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这是2024年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的因素之一。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信用修复制度，更好帮助信用主体高效便捷重塑信用，9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个人破产帮助哪些负债者再生
]article_adlist-->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走出债务困局，一项期待中的机制就是完善破产制度。
近日，厦门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下称“厦门条例”），其草案起草专家组组长是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原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杜万华曾在民事审判庭工作多年，近年来关注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厦门条例草案的说明指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公平偿债机制，促进化解债务困境的需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合理分配，为债权人提供公平有序的受偿机制，打破债务僵局。同时，也能缓解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因债务问题引发的暴力催收等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个人破产制度旨在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一种可期待、可信赖的制度保障，助力其尽早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获得经济再生，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什么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个人破产制度挽救哪些负债者，即便在先行探索个人破产的深圳，也不是每个申请者都很清楚。2022年，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创建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制度，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辅导服务，指导债务人和债权人依法规范申请个人破产。
刘胜军同时担任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分管个人破产相关的工作。刘胜军表示，四年多来，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协助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和破产法庭推进个人破产制度的改革，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个人破产申请审查阶段，对债务人申报的信息进行核查。刘胜军表示，核查范围主要有几个方面，申请人是否符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的主体资格，核查申请人的社保、居住等；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利害关系人等情况；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包括当前的工作和收入状况，以及过往资产去向。这项核查比较复杂，需要分析了解破产原因，梳理过往资金流向，看是否存在转移财产等情形，是否存在离婚或分割财产等情形。还需要核查申请人如今的工作和收入状况，评估其恢复偿债的能力，“分析他的复活能力也就是经济再生的能力”。
刘胜军表示，一些债务人开始提交破产申请时，提交的资料并不完备，比如破产的原因和形成、财产梳理、银行流水等，在审查申请阶段对申报信息进行核查，既能帮助债务人梳理材料，也是破产法庭决定是否受理案件的重要流程之一。这两年，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开展个人破产心理疏导服务项目，这是一项公益志愿服务，刘胜军也参与其中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通过办理个人破产案件和接触到不同的债务人，刘胜军观察到各种情形的负债和申请人的不同人生，这让他体会到与办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不同，办理个人破产案件，需要对债务人“带入温度”，实现“法律与温度的平衡”。
个人破产制度，帮助哪些负债者摆脱债务困境？刘胜军认为，其一，债务人在个人破产的全流程中坚守诚实守信。其二，负债原因即破产原因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等所致，而不是因奢侈消费、不当处分财产、过度利用杠杆导致负债等原因。其三，债务人积极面对债务。进入个人破产程序后，经过破产重整或者和解，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积极偿债，以获得债务部分豁免。这也是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所在，激发债务人积极面对债务困境，为创业者“托底”，让失败者前行。“那么债权人也能从中受益，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实际上，个人破产并非一些公众所误认为的“不用还钱”。2025年初，最高法院咨询委第四调研组发布的关于个人破产审判试点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深圳市中级法院阶段性数据反映，76%的个人破产申请人处于30岁至50岁的青壮年时期，80%的负债原因为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53%的申请人负债在100万元以下，55%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在已裁定受理个人破产案件中，重整程序占95%，和解占2%，清算占3%，体现出“重整和解优先”的导向。审结的重整案件，“债务人在宽限期内基本能实现本金100%清偿，金融债权人接受度较高，债务纠纷化解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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